作者：硬石頭

【穴外人按語】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根本不同就是由自己的主導世界觀所決定的思想境界的不同：一個是無我，一個是有我。他們之間就由此形成了激烈的哲學思想的斗爭，進而上升為路線斗爭。

我們既不能認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那樣殘酷斗爭劉少奇是正確的，又不能認為毛澤東同志發動對劉少奇的批判是毫無根據毫無道理的，不能做那種簡單肯定或簡單否定的的歷史結論；更不能認為我們在政治上給劉少奇平反了，就認為在毛澤東同志同劉少奇的分歧和斗爭上，劉少奇是正確的，毛澤東同志則是錯誤的。否認這一點，我們不但無法向歷史交待，也無法向全黨和全國人民交待，就會把黨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扭曲成為一個完全不可理喻的人。歷史絕不是這么一回事。

我們知道，毛澤東同志公開向全黨揭露劉少奇的問題，發動對劉少奇的批判斗爭，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其標志就是毛澤東同志所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而毛澤東同志下這個決心則還要更早些。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五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引起我警惕，還是二十三條那時候。”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斯諾曾問毛澤東同志是什么時候起“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毛澤東同志明確回答到：“那就早。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也就是說那個時候毛澤東同志下了決心要解決劉鄧等人的問題。（關于這個問題將在此后詳細展開論述）。為了有利于我們正確地分析和評價毛澤東同志對劉少奇的斗爭問題，應當對劉少奇做一個基本評價。我們必須首先肯定的是，劉少奇在歷史上對中國革命做出過一些貢獻，是我們黨的一位理論家；但必須同時看到的是，劉少奇確實長期存在著一些嚴重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消極思想。歷史已經證明，劉少奇的這些非馬克思主義的消極思想并不是偶然的，是有著一定的歷史一貫性，并且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一些重大政治理論問題上一再地表現出來。因而，劉少奇絕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最多只能是一個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同路人”。當我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后，劉少奇頑固地堅持非馬克思主義的消極思想，并逐步形成為完整的資產階級綱領和路線，自己也就由黨的“同路人”漸漸走向與我們黨的正確路線分道揚鏢，又由于劉少奇在我們黨內所處的地位，因而，毛澤東同志認為劉少奇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總代表和“中國的赫魯曉夫”的這個評價，不是沒有道理的。

早在一九四八年土改時期，劉少奇就大搞“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左”的做法，執行“把地富家的浮財分光，把地富全部殺光，把中農全部搞窮”的政策，搞階級斗爭擴大化。毛澤東同志對此批評到：“在劃分階級成份中，在許多地方把許多并無封建剝削或者只有輕微剝削的勞動人民錯誤地劃到地主富農的圈子里去錯誤地擴大了打擊面，忘記了我們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可能和必須團結農村中戶數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數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即全體農村勞動人民，建立反對封建制度的統一戰線這樣一個極端重要的戰略方針。”……“在過去一年的土地改革斗爭中，晉綏的黨組織沒有能夠明確地堅持我黨嚴禁亂打亂殺的方針，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處死了一些地主富農分子……”。（《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１３０５頁）然而，到了解放初期的一九五三年，劉少奇卻突然向右轉，他伙同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背著毛澤東同志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下發文件，提出了所謂“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確保私有財產”等反對社會主義改造的右側機會主義觀點，又受到了毛澤東同志的嚴厲批評。（毛澤東選集第５卷８０頁至８２頁）

劉少奇在歷史上的主要錯誤問題，應當說都是有其內在聯系的，是劉少奇非馬克思主義的消極思想在不同時期的不同表現或反映，而絕不僅僅是一種在理論提法上的偶然失誤。

第一是抗日戰爭勝利后劉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思想。黨中央在給劉少奇平反的決議中講到這一點時寫道：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過這樣的口號，劉少奇的提法“同黨中央毛主席的提法是一致的”。這樣講是極不嚴肅的，好象這種錯誤思想本來是黨中央特別是毛澤東同志提出來的，現在卻強加給了劉少奇，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歷史的事實是，劉少奇的提法和毛澤東同志的提法是存在著重大差別的，這個差別就在于從劉少奇的講話和主張中暴露出來的迷信議會斗爭、議會道路、解散大批部隊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與毛澤東同志關于國際、國內形勢和平發展可能性的估計，和他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關于重慶談判》等文章與講話中所提出的斗爭方針，是絕不可同日而語的，既不能說劉少奇的思想中沒有消極的東西，更不能把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對形勢的正確估計與劉少奇的錯誤思想等同起來，把那種“議會主義”傾向的消極思想也加到毛澤東同志頭上。

第二是關于在天津工商界座談會上鼓吹“剝削在一定的條件下是進步的，正當的，合法的”“剝削有功、有罪，但功大于罪”的講話；關于對山西省委合作化報告錯誤批判的問題；關于先有機械化后有合作化、先有工業化后有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和主張；關于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是遙遠、將來的事情，黨在現階段的根本方針和任務是“確保私有”、是“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等等思想和主張，其實質是反對把民主革命不停頓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這些東西不僅說法上是錯誤的，而且是帶有綱領性的思想錯誤。《決議》之后，有些人發表文章不僅否認這一點，甚至說什么劉少奇的這些思想主流是好的，是符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和毛澤東同志關于社會主義改造原來所有的那種設想的，這就簡直有點顛倒歷史和混淆事非了。

第三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勝利之后，劉少奇認為：在我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基本解決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也已經解決了。他并沒有象毛澤東同志那樣堅持用對立統一規律的宇宙觀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勝利之后的我國社會里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和斗爭問題，保持清醒和正確的認識。歷史發展的實踐證明，直至今天，無論從國內還是國際范圍講，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斗爭，仍然沒有真正得到解決，并且這一斗爭還將長期繼續進行下去。

第四是從一九五六年“八大”起，毛澤東就有意把劉少奇和鄧小平推到第一線，自己退居二線。這是毛澤東同志基于蘇聯的教訓，即斯大林培養馬林科夫做接班人的時間太短，沒有給馬林科夫造就一定的工作經驗，所以斯大林一死，赫魯曉夫很輕易的就篡奪了黨和國家的權力，推行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毛澤東同志吸取這一嚴重教訓，而采取及早培養接班人的措施。并以國家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任為由提議由劉少奇擔任。但是，劉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寧會議以后，突然一反常態，處處表現出很“左”。在隨后的大躍進中，由一個反對搞農業合作化，變成了極力搞“共產主義大公社”的人。他不顧當時我國的客觀實際情況，歪曲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精神實質，只講多快，不講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標；大肆浮夸虛報；只講敢想敢干，不講科學分析；只要頭腦熱，不要頭腦冷；只講苦干蠻干，挑燈夜戰，不講實干巧干和勞逸結合；只施強迫命令，瞎指揮，不走群眾路線和耐心的群眾思想教育工作。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大肆鼓吹“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大割“資本主義尾巴”，把社員的自留地、部分生產工具、樹木、房屋等等一律歸人民公社所有；大肆取消集體所有制，實行全民所有制，實行平均主義的“供給制”。混淆了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調三收款，這就是“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等五股歪風。劉少奇是“五風”的鼓吹者，是“五風”的源頭。作為劉少奇主要助手的鄧小平也應負一定的責任。因此我們在談到這一時期存在的問題時，對“五風”給我國國民經濟的嚴重破壞，從而造成我國的嚴重經濟困難這一事實，是不能絕口不提的。

第五是一九六二年底，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修養》再版時，不顧當時復雜的國際國內斗爭的背景，在論述實現共產主義偉大事業的問題時，仍然繼續堅持不談無產階級專政，并且在引用列寧語錄時，竟然把列寧五處講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內容都刪掉了，特別是在兩處引文中間，單單把講無產階級專政的話刪除了。本來講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偉大事業問題時是不能避開也不應當避開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劉少奇不但避開了，甚至是有意避開的，對列寧講無產階級專政內容的話也是有意刪掉的。當劉少奇在再版時作內容上的一些重要修改時，甚至連“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好學生”也修改為“作馬克思和列寧的好學生”，可為什么偏偏不把“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這十個字恢復呢？因此，我們絕不能認為劉少奇在論述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的艱難斗爭問題時，不講無產階級專政是正確的，不能不看到劉少奇這本著作中非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存在和嚴重的問題。

第六是“四清”時的問題。毛澤東同志通過一段時間地實踐和考查，看到黨的干部情況并不容樂觀。一些干部，走上領導崗位后，滋長了享樂主義、官僚主義。有性質惡劣的，如劉青山、張子善的貪污受賄案；更嚴重的是，像高崗、鐃漱石，搞小集團，搞獨立王國；有的領導干部，一搞運動，就把矛頭指向黨外人士、指向群眾，老虎屁股摸不得！搞一言堂，搞愚民政策，宣揚黨是絕對正確、絕對一致、絕對權威；對缺點、錯誤、腐敗，不許批評揭露。群眾一提意見，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向革命群眾實行圍攻批斗，甚至動用專政工具。毛澤東同志認為，這些都是危險的信號。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告誡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要抓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的干部……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責任在我們，我們沒有教育嘛。”“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也就是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同志確定在全國開展五反、四清，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五反在城市，即反貪污、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四清在農村，即清賬、清倉、清財務、清工分。到了運動后期，就全簡稱為“四清”運動。“清”的內容，開始限在經濟領域，后期則上升到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隊伍。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一個多月的全國工作會議，專門研究社會主義教育問題，討論制定“后二十三條”。中央工作會議的議程本來是總結交流“四清”經驗，而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同志與劉少奇之間發生了嚴重的思想分歧和斗爭。分歧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上：一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二是社教運動的搞法。會議按原定議程開了幾天后，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劉少奇提出，當前的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毛澤東同志則認為，地富是后臺老板，前臺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干部問題，就是要發動群眾幫助我們整黨。毛澤東同志在這次會上首次講到：這是敵我矛盾，運動的重點就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動群眾就是要整我們這個黨。中心問題是整黨，不然無法辦，不整黨沒有希望。”而劉少奇卻不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提法，他認為：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很復雜，還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么矛盾就解決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毛澤東同志堅定地回擊道：“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運動，什么多種矛盾交叉的運動，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謂四清四不清矛盾，過去歷史上什么社會里也可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么黨派也可能用；所謂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什么歷史時期也可能用；這些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沒有說明矛盾的性質！不是別的什么主義的教育運動，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則狡辯地說：“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已經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企圖扭轉毛澤東同志針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階級斗爭方向。（《社會主義教育文選》第５－６頁）毛澤東同志根本不能認同劉少奇這種否認階級存在、否認階級斗爭和否認存在兩條道路斗爭的說法。毛澤東同志已經清醒地意識到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的危險就是來自黨內的“同路人”！正是從這些“同路人”的行徑中，毛澤東同志看到了在黨內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是客觀存在的。并在這次會議上告誡全黨：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整個過渡時期存在著階級矛盾、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忘記十幾年來我黨的這一條基本原理和基本實踐，就會走到斜路上去。”

應當承認，毛澤東同志在“社教”、“四清”問題上的基本觀點和主張都是根本正確的，而劉少奇的觀點和主張則是根本錯誤的。且不講“桃園經驗”那些“左”的、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做法，單說在社會主義教育中，劉少奇堅持以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這樣一些提法，來反對和否定毛澤東同志關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的提法，這在理論上政治上都是錯誤的，是右的東西。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那樣：“前兩種提法，沒有說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根本性質。這兩種提法，不說是什么社會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說是什么黨內外矛盾交叉，也不說是什么歷史時期、什么階級內容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從字面上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矛盾，過去歷史上什么社會里也可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么黨派也可能用；所謂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什么歷史時期也可能用；這些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最后一種提法，概括了問題的性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教育文選》第５－６頁）我們不能孤立地評價劉少奇的那兩種提法。在一般情況下，我們分析具體問題時，強調要正確認識和區分劉少奇講的那幾種情況，要注意正確處理各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和問題，這是必要的，并不能說是錯誤的；問題在于，劉少奇以此來反對毛澤東同志關于社會主義時期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的提法，這當然是十分錯誤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批判的那樣，它根本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劉少奇在四清問題上的理論和實踐，既有“左”的一面，又有右的一面，這些都是歷史的事實。因此，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把他概括為形“左”實右，這樣定性批評是符合實際的。

第七是“文革”中被毛澤東同志稱之為五十天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問題。毛澤東同志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是他一貫放手發動人民群眾，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眾的工作方法和黨的群眾路線的具體體現。這與劉少奇的工作方法是有根本區別的，毛澤東同志一貫的群眾路線觀點，在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一系列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因此才會有毛澤東同志的《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對劉少奇派工作組的作法那樣嚴厲的批判，雖然不能簡單地認為派工作組就是錯誤的，不能不估計到運動初期所出現的那種復雜局面。也不能認為工作組整群眾、抓學生中的“右派”的做法是正確的。這實際上是延續了一九四八年土改、一九五七年反右和一九六四年四清“桃園經驗”那種“左”的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做法。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壓制了群眾，而且也分裂了群眾。文化大革命中兩派群眾斗爭之所以那么激烈，之所以長期聯合不起來，除了林彪“四人幫”集團的挑動和破壞之外，運動初期錯誤地整了群眾，也無法否認這不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鑒于劉少奇上述錯誤以及其它錯誤問題，我們不能認為毛澤東同志發動對劉少奇的批判是毫無根據和毫無道理的，不能做那種簡單否定的歷史結論；更不能認為黨在政治上給劉少奇平反了，就認為在毛澤東同志與劉少奇的分歧和斗爭上，劉少奇是正確的，毛澤東同志則是錯誤的。否認這一點，我們不但無法向歷史交待，也無法向全黨和全國人民交待，就會把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扭曲成為一個完全不可理喻的人。歷史絕不是這么一回事。并不是象黨中央在為劉少奇平反決議中所說的：“這些錯誤一般地都在黨中央領導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糾正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劉少奇的消極思想和錯誤思想一再地表現出來，從“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思想，到“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思想，再到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誰勝誰負的問題已經解決了的思想，又到《修養》再版時繼續不談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一直到“四清”運動中公開反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的提法等等，都充分說明了劉少奇的錯誤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貫性的，并且都是帶有根本理論性錯誤的問題。從毛澤東同志多次講到的觀點、看法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同志真正擔心的是，已經作為黨的第二把手的劉少奇，一旦成為黨的領袖之后，會繼續推行他這一套錯誤思想、理論和路線的。認為這是關系到黨和國家命運的前途和大事。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最終下決心要從政治上搞掉劉少奇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毛澤東同志一慣十分重視黨內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領導人，這也是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為什么超過其他領導人和毛澤東同志曾經把劉少奇選定為接班人的一個很重要原因。但是毛澤東同志對劉少奇的一貫表現是十分不滿意的，特別是對他思想理論上那些長期消極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是有警惕的，否則，制定《二十三條》時的那場爭論是絕對不會成為觸發毛澤東同志最后下決心在政治上搞掉劉少奇的導火線。同時還必須指出的是，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到八屆十二中全會之間的這段時間里，毛澤東同志仍然是把劉少奇當作黨內問題來對待的，直到林彪、“四人幫”集團操縱的專案組搞出劉少奇歷史上有“變節叛變”行為這一所謂的嚴重問題后，才升級為敵我矛盾。

筆者之所以要作這樣一個回顧，就是想說明：毛澤東同志對劉少奇的批判是有根據的，絕不能因為我們今天在政治上為劉少奇平了反，就否定劉少奇長期存在的錯誤思想和錯誤理論，把毛澤東同志對劉少奇的批判說成是無端的攻擊或毫無根據的批判；更不能允許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借此對毛澤東同志進行人格侮辱和攻擊。正如恩格斯評價馬克思一生的斗爭那樣：“他可能有過許多敵人，但未必有一個私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第３７６頁）毛澤東同志發動批判劉少奇的斗爭同樣也是這樣，決不是從私人恩怨、私人成見出發的。任何與此相反的解釋和批判，不僅是對領袖的不尊重，而且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是不能允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