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報》記者對話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劉夢溪

記者：最近幾年似乎“國學”非常熱，一些高校紛紛成立有關國學、傳統文化、儒釋道思想的研究機構，關于“國學”的課程、書籍也很受歡迎，國學研究和傳播似乎正在復興。您是如何看待“國學”的呢？

劉夢溪：雖然“國學”這一語詞很早就有，《周禮》里有，漢晉唐宋的文獻反復出現，但其本義，都是指國家所立的學校。而現代國學的概念，是晚清才提出來的，是西學出現之后產生的。對國學的概念作學理分疏，開始是胡適之先生，他說“國學就是國故學的省稱”，而“國故”這個詞，是章太炎先生的發明，他的一本書就叫《國故論衡》。國故指的是整個中國歷史文化，包括制度、思想、人物、語言、文字等。

可是，認為研究整個中國歷史文化的學問都是國學，概念的范圍未免太泛，所以學術界事實上沒有采用這個定義。后來長期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主張國學是中國固有學術，就是先秦的諸子百家之學，兩漢的經學，魏晉的玄學，隋唐的佛學，宋代的理學，明朝的心學，清代的樸學等等。如果這樣，又把國學和學術史完全等同起來了。

20世紀三十年代末期，大學者馬一浮提出，把國學理解為中國固有學術，仍嫌過于寬泛，無法判明是哪一種學術，哪一個時期的學術。因此他重新“楷定”國學的定義，認為國學應該是“六藝之學”。“六藝”即“六經”，中國最早的文本經典，包括《詩》、《書》、《禮》、《易》、《樂》、《春秋》。孔子對這些古典文本做過刪訂，稱《詩》、《書》等為“雅言”。漢代的鄭玄曾寫過《六藝論》，晚清的經學家皮錫瑞也寫過《六藝論》。誠如馬一浮先生所說，“六藝”是中國學術的源頭，是中國文化的最高形態，中國人立國和作人的基本依據都在“六經”。如同西方的《圣經》一樣，“六藝”在今天依然有強大的思想價值的生命力。

如果把國學理解為固有學術，那是一部分學者畢生研究的專門課題，跟一般民眾沒有多少關系。如果把國學理解為“六經”，就和全體民眾，和所有的中國人，都直接相關。因為中國文化的最基本的價值理念都在“六經”里面。孔子和孟子講的義理，就是“六經”的義理。只不過孔子把這些義理化作了日用常行，更容易為一般人所接受。

記者：不過這些“雅言”似乎離當代中國人的生活越來越遠了，特別是其中的倫理價值，現在似乎正遭遇翻天覆地的變革？

劉夢溪：中國最高的文化經典長期被視為廢棄物，是中國文化和人文精神的重大損失。現在中國社會不僅價值缺失，而且價值紊亂。價值缺失就是信仰缺失。而且是“兩個缺失”：一方面是傳統價值理念的缺失，另一方面，現代文明的觀念、規則、儀范，也存在缺失的情況。當代文化建設，這兩個方面的問題交織在一起，都需要重新建構，都需要補課，都需要整合，而且刻不容緩。

記者：一講現代文明，勢必涉及到西方文化和西方倫理價值的影響問題，如果外來思想文化的沖擊很大，對我們社會倫理價值的傳承與重塑是不是會造成更為復雜的局面？

劉夢溪：當然，這是晚清民國以來的百年中國一直困擾我們的問題。我個人不能認同把“現代化”等同于“西化”的說法，但也不能不承認，在現代文明方面，西方事實上走在了我們的前面。因此我國現代文明體系的建構，無法避開對西方文化的參照與借鑒。幾年前美國亨廷頓教授提出的“文明沖突論”是有偏頗的，他忽略了人類文化有相互融合的一面。問題是，我們固有的文化價值理念的在現代文化整合中缺席，這種情況無論如何不能任其繼續了。已故的費孝通先生講“文化自覺”，吸納與整合傳統價值理念，應該是“文化自覺”的題中應有之義。

記者：是否可以這樣理解，經過“五四運動”的反思批判，特別是文革十年的“和傳統徹底決裂”，原來的倫理價值幾乎是被全部廢棄了，而新倫理的形成須要有一個過程，因此現在似乎是問題凸顯出來的時候？

劉夢溪：問題早就凸顯了，只不過現在凸顯得更加無所遺漏，更加刻不容緩。但文化價值的重構急不得，無論采取何種舉措，都不會立竿見影。最主要的是精神信仰的建構，當我說價值缺失、價值紊亂的時候，很大程度你會覺得當代中國人精神信仰的缺失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外國人普遍覺得中國人沒有信仰，我們自己也無法簡單地回答“是”或者“不是”，“有”或者“沒有”。有人說我們有佛教、道教等宗教，難道我們沒有信仰？這要從兩方面看。一方面信仰佛教、道教的人在十四億中國人中終歸是少數；另一方面，這兩種宗教都有一些跟終極關懷不完全相適應的東西。信仰最核心的要素是必須有終極關懷，否則要么是一時的沉迷，要么是盲目的崇拜，要么是權宜之計的為我所用。

比如佛教，傳入中國后逐漸走向兩個脈系：一是禪宗，可以頓悟成佛，非常適合中國人的心性，但后來不免流于“智辯”，終極關懷的因素至微至弱；二是民間佛教，寺廟香火可能很盛，但都是有所求而來，許愿為了“證驗”，世俗功利心不假掩飾，而非全身心的皈依。“天”在中國人的意識里占有很高的地位，但你說中國人是信仰天嗎？在古代中國，有很大很隆重的祭天儀式，民間也有拜天、祭祖的儀式，但無論是拜天還是祭祖，都不是信仰。中國人對“天”的態度非常矛盾，有時候很崇拜，認為“天”能夠滿足自己的要求，所謂“蒼天有眼”；而一旦“天”不遂人愿，轉眼就會罵“天”，責怪“老天瞎了眼睛”。

所以，中國傳統社會占據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如果儒家傳統和信仰不發生關系，我們難免還是陷入困惑。那么，儒家思想里有信仰存在嗎？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認為“未知生焉知死”，似乎對生死等終極問題不感興趣。但我們在儒家那里看到了另外一種論述，就是孔子說的“祭神如神在”，告訴你在祭祀的時候要相信神是“在場”的。至于不祭祀時“神”是否也存在？孔子沒有交代。孔子所強調的是在祭祀的時候，只有相信“神”的存在，祭祀者才能懷持一種誠敬之心、虔敬之心。對信仰的對象孔子不愿意多作探討，但信仰的主體——人，應該抱持什么樣的態度，孔子認為非常重要。他強調的是“敬”。

孔子對“敬”有很多論述，比如弟子問“孝”，孔子回答說，現在有人以為孝就是“能養”，但犬馬也“能養”，如果沒有“敬”，則人的所謂“孝”和犬馬就沒有什么區別了（“何以別乎”）。可見孝的精神內核是“敬”。“禮”的內核也是敬。所謂“無敬不成禮”。“敬”這個價值理念我認為已經進入了中國文化的信仰之維。“敬”不止是一種敬意和尊敬，更主要更根本的是指人的“自性莊嚴”，是合乎人類本性的一種莊嚴誠敬，是人的尊嚴的不可侵犯性。孔子講“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志”是什么？馬一浮認為“敬”就是人的“志”。有了“敬”，也就有了“志”，也就有了不可變異的信仰根基，就可以立于天地之中而不拔。

記者：所謂“敬”，強調的似乎是個體內心的態度，判斷標準在于每個人自己，而沒有一個客觀可以觀照的東西，而西方人所講的信仰似乎一般都有一個外在的精神寄托，有一個外在于自身的客觀的終極標準，比如信仰上帝，信仰法律等。而作為“敬”來說，對象是什么呢？而且“敬”能修煉到何種程度并不確定，不一定人人都能修煉到立于天地而不拔的境界吧？

劉夢溪：信仰都是屬于每個人自己內心深處的東西，所有信仰都是個體生命的精神體驗。比如信仰基督教，信仰上帝，不需要有關于上帝的很多知識，就是一種內心的虔信不移，不需要外在的判斷標準。中國文化的信仰的特點，是不離開主體，歸于自心，不假外求。或者說，不登岸也可以捨筏。就是內心保持一種絕對的東西，永恒的東西，自敬自足，不需要到自身之外去尋找“上帝”。“敬”是屬于每個人的精神棲居之所，有敬存焉，人就變得莊嚴起來，自我完足，夫復何求啊？而當代中國人所缺少的，就是這種“自性的莊嚴”。

我們看到，西方人雖然有的幽默，但并不是事事隨意，而中國人往往隨意性很強，實際上是因為內心缺少“敬”的支撐。中國人如果連“敬”都消失殆盡了，就真的沒有信仰了。所以近代以來不少人主張重建一種宗教，如章太炎先生就有這樣的主張，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中庸》講修身，有三句話：“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孔子講“行己有恥”，孟子講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稱之為人的“四端”，就是作人的開始。如果連“四端”都沒有，就失去了作人的根本文明依據。顧炎武把“知恥”和“廉潔”聯系起來，認為不知恥將無所不為，而不廉則會無所不取。

為了恢復中國人的基本價值信仰和作人的莊嚴感，我主張應該從小學開始開國學課，主要是《論語》、《孟子》和“六經”這些最高的文化經典，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都在其中了。敬和誠相連，無誠則不敬，誠和信相聯，不誠不敬也不可能有信。現在我們丟失的東西，就是這些最基本的精神價值。

一個國家如果只有經濟體量的增長，沒有文化內涵的深層的提升，無法贏得人家的尊敬。這個問題現在已經出現。小到國人出游，失禮失敬，引人側目；大到處理國際問題，我們作為泱泱大國，卻沒有為人所普遍接受的價值理念。中國在國際上可以主持正義嗎？為什么不能？問題在于，我們的領導層及民眾對于價值流失沒有足夠的認識，反而有一種說法：我們經濟發展了，道德怎么可能滑坡？經濟發展和道德進步并不同步，這是一個常識和基本事實。

記者：您認為要填補這種價值缺失，我們應該怎么辦？

劉夢溪：首先要從教育做起。現代的教育過于注重知識和“技藝”的吸取，忽視了價值理念的建構，也就是傳統所謂“道”的傳授。我們應該從小學開始開設國學課，將幾千年來行于中華民族，當今還有生命力的價值理念延續下去，彌補現代學校重知識教育、輕價值教育的缺陷。語文課不能代替國學課，語文教授唐詩宋詞、語言文法、寫作技巧，而國學關乎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教育。要重選課本，課本的選擇非常重要，聽有經驗的教師的意見，也要聽專家的意見。國學課應以“六經”、《論語》和《孟子》的選讀作為基本教材。《大學》、《中庸》雖短，并不易懂，《孟子》也不是很好念，可以精選一部分。《論語》比較好念，但蕪雜的東西不是沒有，要精選輯要，去粗取精。

還要進行一定的文言文寫作練習，學生到大學甚至高中畢業以后，就應該能寫淺近的文言文。文言文有一種文本的莊嚴。百年的白話文運動不能重新走過，它也是某種歷史的必然，但全部廢棄文言，損失巨大，會使我們的文本語言失去莊重感，也會使傳統價值失去最好的載體。

另外，要培訓教師和家長。現在的父母，以及許多老師，是長期在文化斷層中長大的，他們對于傳統價值理念和語言文字已經很陌生了，很難起到傳承作用。傳媒的改造也很重要。傳媒要提升語言的使用水準，注意語言風格的價值內涵和審美意蘊的取向，應該禁絕大話、假話、空話。社會風氣、輿論媒介和家庭教育的不得體，對孩子造成的影響，不是簡單的文本教育可以糾正的。這是一個需要國家出大力來做的系統工程。國家過去曾提出“八榮八恥”，但內容太多，不容易記住，不容易深入人心。真正的具有永恒性和普世性的價值理念，應該用最簡要的方式表述出來，例如孟子講的“四端”，管子講的“禮義廉恥”。

精神的缺失只有用精神來填補，不必希望“立竿見影”，不能求速成速成。大張旗鼓地宣揚，反而會引起人們的反感，要不事聲張地、潤物無聲地把中國傳統文化中那些具有永恒價值的理念，滲透到國民教育中、輿論媒介中，耳濡目染，熏習涵養，期以百年乃至幾百年之后，“六經”的基本義理，《論語》、《孟子》的基本價值理念，中國文化的最高形態，能夠成為中國人的文化識別符號。中國千年以來的文化教育一直是這樣做的。臺灣一直在這么做。日本、韓國、新加坡，一定程度上做了不少。臺灣現任文化部長龍應臺曾說，臺灣有全民的基本價值理念，就是禮義廉恥，我認為這本應該是規范所有中國人的基本價值。

記者：孔子講“士不可以不弘毅”，張載也講儒者應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其實都是強調士人、知識分子在繼承道統方面的使命和作用。為重塑當代中國價值體系，知識分子應有何種使命和擔當？

劉夢溪：現代知識分子在金錢和權力面前，幾乎失去了自立的余地，要么和金錢結合，要么向權力妥協。孔子講“士不可以不弘毅”，孟子解釋何為“士”，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唯士為能。而現在的知識分子多有恒產，恒心當然就不容易有了。這也就背離了“士”的本性，甚至也許現在已經沒有知識分子了。陳寅恪先生一生提倡“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知識分子起碼應敢于堅持真理，講真話，不與流俗世風同流合污。然而事實上，如今的價值重構非常困難，因為推動價值重構的主體已經分崩離析了。在這些問題上，本人的信心有所不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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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孫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