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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邁爾創(chuàng)作的中國人物小瓷雕
歐洲的文學藝術在文藝復興(14—16世紀)以后分成兩大流向,一個是以法國為中心的古典主義流派;一個是以意大利為代表的巴羅克風尚。前者以繼承自古希臘到文藝復興這一正宗的傳統(tǒng),強調理性、莊重、對稱、諧調等等這樣一些美學法則,即所謂“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溫克爾曼)。這一流派自17世紀一直持續(xù)到19世紀上半葉。巴羅克則在中南歐、東歐一帶風行了整整一個世紀即17世紀。然后就開始式微,朝一種新的風尚即所謂“羅珂珂”方向偏移,蛻變?yōu)橐环N不太值得充分肯定的新的變種:它喜好弧形的造型、紛繁的裝飾、艷俗的色調、纖細的筆觸、矯揉造作的情致。而巴羅克則是粗獷、華麗、動感、夸張、俏皮、嘲諷、戲劇性等等。羅珂珂這股風尚差不多持續(xù)了半個來世紀,自18世紀初期至中期,或更晚一些。在藝術上,法國主要表現(xiàn)在繪畫方面,而德國則在建筑中比較突出。剛才提到的“無憂宮”便是羅珂珂的建筑代表作,已列入“人類遺產(chǎn)”。
羅珂珂這股風尚本身本來跟中國沒有什么關系:他們用石頭蓋房子,我們用木頭;他們吃面包和土豆,我們吃米飯和饅頭;他們用刀叉吃飯,我們用筷子;我們穿長袍馬褂,他們穿輕便的西服;我們的女人三寸金蓮,亭亭玉立,他們的女人邁著大腳信步由韁……問題是,這時的歐洲由于發(fā)展了工業(yè),又經(jīng)過了兩個世紀的海外掠奪,生活不斷富裕,特別是上層社會追求奢華;原來的勞動階層許多上升為市民階層,消費意識產(chǎn)生了,越來越多的人懂得“瀟灑”了!于是:建筑講究裝飾,唯恐不能弄得滿滿當當;住宅也想布置得盡量讓人羨慕,穿戴更希望能搶人眼球!而這一切如果能加點“異國情調”那就更刺激了!而“異國”中,經(jīng)過兩個世紀的信息積累和感情升溫,他們正“熱戀”著中國。這時候歐洲人的海外貿(mào)易已發(fā)展起來了,恰恰從中國運來了他們所沒有的許多特產(chǎn),它們顯然可以構成羅珂珂風尚的某些裝飾要素,滿足他們消費的需求。那時全歐洲都在流行一個法文的新詞兒:Chinoiserie,即“中國趣味”,或“中國時尚”,指的是對中國風格的工藝品和日用品的愛好。例如絲綢,又光亮又柔軟又細膩,還有精妙無比的刺繡等等,哪個女人見了不心動?特別是瓷器。那瓶瓶罐罐,千姿百態(tài)的造型,用的大多是柔和的弧形曲線,這正符合羅珂珂厭棄方形、銳角的審美趣味,是多好的裝飾品?。《沂嵌嗪玫牟途?、茶具?。∫郧皻W洲有錢人用的杯盤都是金屬制作的,錫啊,銅啊,銀啊等等,既昂貴又笨重,而且沒有色澤?,F(xiàn)在你看,搪瓷!又漂亮,又便宜!所以路易十五國王曾經(jīng)下令:把所有的銀質餐具統(tǒng)統(tǒng)熔化掉,派作更重要的用場;餐具一律用瓷器替代!那時連法國戲劇家莫里哀也成了中國瓷的熱烈愛好者。在上層社會,瓷器還用來收藏,作為積累財富的手段。尤其是王公貴族都競相購買。難怪1604年,一艘載有中國貨的葡萄牙大帆船被荷蘭人劫掠(荷蘭人最愛瓷器),海盜們將這批中國瓷器取了個名兒運回國內(nèi)去拍賣,法王亨利四世和英王詹姆斯一世聞訊后都派人去搶購。后來的法王路易十四還命令他的首相創(chuàng)辦中國公司,專門到廣東訂造中國瓷器,凡爾賽宮就辟有專室儲藏這些東西。俄國的彼得大帝和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都不例外,后者更把儲藏瓷器作為最大的財富。不難想象,中國瓷器怎樣刺激了歐洲的外貿(mào)活動,尤其是荷蘭和英國。據(jù)統(tǒng)計, 1602—1682 這80 年間,也就是明末清初時期,荷蘭東印度公司從各國輸入的中國瓷器達1600萬件!想想看,再過80年,也就是到羅珂珂的末期,該有多少中國瓷器播散到西方世界??!要知道,此80年非彼80年,羅珂珂時期隨著茶葉和咖啡在歐洲的普及,瓷器已經(jīng)從上層社會走進普通家庭。17世紀末,英國進口的茶葉是二萬磅,至19世紀初達到2000萬磅。增加1000倍!那么茶具需要增加多少呢?
既然瓷器這么吸引人,何不本土制造呢?于是自16世紀末至18世紀初,意大利、荷蘭、德國都進行了努力,最后,終于在1709年讓德國人搶先在德累斯頓附近的邁森造出了彩瓷。過了半個世紀,法國在研究了景德鎮(zhèn)的瓷土后,也在本國找到了瓷土,于1768年生產(chǎn)出了硬瓷。同一年英國也獲得了成功。這樣,中國的“瓷蛋”在羅珂珂風中在歐洲普遍孵出了瓷“小雞”,有力地推動了歐洲的工業(yè)品生產(chǎn)。
在羅珂珂風中,中國的漆器也備受歐洲人青睞。漆除用作墻壁和物件的涂料外,還可制作各種觀賞性的工藝品,不僅王宮里少不了它,作為一般居家的擺設也很常見。當然這一中國特產(chǎn),同瓷器、絲綢、壁紙等一樣,都被歐洲人仿制了!他們還出版了有關的專著。當然他們模仿的結果都達不到它們的母體的工藝水平或質量。
除此以外,中國的某些生活用品也引起歐洲人的興趣和模仿欲望。如轎子。1700年初,路易十四為慶祝新世紀,在宮中舉行盛大舞會。他自己穿的就是中國的服裝,坐著由八個人提著的大轎子入場,帶來全場一片活躍。但中國的轎子傳入西方后,從來沒有被人抬過,都是用手提的。這大概可以歸結為文化的差異吧。其他如折扇,尤其是絹制的聚頭扇,也成了宮廷里的貴婦人必不可少的隨身裝飾品,不論冬夏都使用,代替了16世紀流行的羽毛扇。那時的商業(yè)廣告、書本插圖、舞臺美術、演員化妝以至飯館服務人員的穿戴等等無不以中國的風格為時尚。醉心于中國的奧地利有為的女皇瑪麗亞·苔萊西亞(Maria T h e re sia,1 7 1 7 —1 7 8 0 )也曾親自在一出歌劇中扮演一名中國婦女。人們甚至學中國人飼養(yǎng)孔雀、金魚等。這就不奇怪,人們在路易十四的宰相瑪薩林家里看到了滿滿當當?shù)闹袊愒O和各色名貴的中國物品。有著同樣愛好的路易十五還曾于1764年將一席由博歇設計的、由九幅畫組成的中國主題的壁毯贈送給乾隆皇帝。在路易十五的影響下,他的美麗情婦蓬巴杜爾夫人也成了中國迷,她喜歡穿中國絲綢,也愛養(yǎng)中國的金魚,而且是中國診寶的狂熱收藏家。法國還有一位叫蘭菲的才女,主持一家有影響的沙龍,充當了“中國風”在民間的有力推動者。
所以,說來就不難理解了:那時許多歐洲王宮都設有中國館或中國室。比如斯德哥爾摩的夏宮、法國楓丹白露宮、凡爾賽宮、奧地利古都茵斯布魯克的宮堡、維也納的美泉宮、柏林毀于二戰(zhàn)的首飾宮、夏洛特堡王宮、慕尼黑的紐芬堡王宮、馬德里的阿蘭霍埃斯離宮、那不勒斯郊外波爾幸齊王的別宮等等。
倫敦郊區(qū)丘園里的中國塔(1763)
退潮
自18世紀后期起,中國文化風由于歐洲人的殖民意圖而被推了回來
凡事有興必有衰。兩種不同性質的文化“一見鐘情”的單戀本來就預伏著危機。日久見人心。100年的時間說來也不算短了。隨著資本主義的急速發(fā)展及其對世界市場的日盛一日的興趣,歐洲人的進取心變成了咄咄逼人的出擊姿態(tài)。這在以封閉性和防守型的心理為特征的中國統(tǒng)治者看來是忍受不了的,他的“天子”的無上尊嚴更不容挑釁。還在“中國風”吹得正盛的時候,就聽到刺耳的不和諧音了。這就是1715年,當羅馬教皇聽說他在中國的傳教士居然參加中國民俗的祭祀活動,斷然下“禁約”教諭。本來對傳教士的活動越來越不放心的康熙皇帝,豈能容忍這樣的無禮,馬上下達禁止傳教士活動的諭令。傳教士們當然就不會再有歌頌中國的熱情了。只因此時啟蒙運動正在興起,才未被官方阻力影響總的趨勢。
另一方面,歐洲的統(tǒng)治者本來想趁歐中之間長期以來發(fā)展的大好勢頭,進一步推動貿(mào)易發(fā)展,打開中國的通商門戶。但18世紀60年代初,正當腓特烈大帝受了伏爾泰的影響,滿懷對中國的憧景,模仿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寫完了他的書信體小說《中國皇帝的使臣費希胡發(fā)自歐洲的報道》,攻擊了一番羅馬教廷,贊頌了一番中國。他以為這無疑是一件給中國皇帝的上好的見面禮。沒想到,當他向乾隆皇帝提出他的通商要求時,馬上被拒絕了!這使腓特烈大帝對中國的熱情驟然下降!他在給伏爾泰的信中寫道:那些中國人“不過是些少見的古怪的野蠻人”,并說那位“當上了中國皇帝的滿族人”乾隆是個蹩腳的詩人!腓特烈大帝這一態(tài)度的轉變,標志著開端良好的中西文化交流關系的轉折,也可以說是整個中歐外交關系的歷史性轉折。因為,腓特烈大帝的情緒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歐洲那些正走上殖民道路的統(tǒng)治者的情緒。
統(tǒng)治者的這種政治傾向實際上也被當時新的社會思潮所推動。自18世紀后期起,西方派到中國的多是新一代的重商主義者,他們對中國的古代哲學不再感興趣,而對中國那些與西方文化不相容的地方則格格不入。因此他們寫的考察報告都寫負面的東西。例如1778年出版的德國哥廷根大學教授克里斯托弗·麥納的著作《在華耶穌會士關于中國歷史、科學、藝術、風俗習慣的論文集》對美化中國的論調進行批駁。法國的皮埃爾·索拉內(nèi)特于1783 年發(fā)表的《1774—1781年東印度和中國之行》稱中國人繪畫“只知用刺眼的顏料亂涂一起”;說孔子思想也不過是一些“令人費解的事情、夢幻、格言警句和古老的童話與一點點哲理糅合在一起的大雜燴”。1793年英國派遣使團,說是為乾隆皇帝祝賀83歲大壽,卻讓他們寫了三份考察報告,對中國進行貶損。這時啟蒙運動已經(jīng)過去,新一代知識界反啟蒙運動者不乏其人,他們厭煩羅珂珂,而且把它與中國相聯(lián)系。他們更反感啟蒙主義者對中國的熱情,而對那些來自中國的負面報道滿懷興趣,包括歌德、赫爾德一度都如此。
這樣,由于歐洲人的召引而向歐洲勁吹了一個世紀的中國文化風,又由于歐洲人的殖民意圖而被推了回來!
結語
一種文化,魅力昭昭,走出深閨,風情萬種。坐等膜拜,時久魅收。留下血緣,再催新潮!
演講者小傳
葉廷芳,研究員、博士生導師。1936年生于浙江衢州,1961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德語專業(yè)。留任助教后,于1964年進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先后任文藝理論研究室副主任、中北歐文學研究室主任、學術委員;中國作協(xié)、劇協(xié)會員;中國外國文學學會理事、德語文學研究會會長;第九、十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蘇黎世大學榮譽博士。主要著作有《現(xiàn)代藝術的探險者》、《現(xiàn)代審美意識的覺醒》、《卡夫卡及其他》、《美的流動》(隨筆集)、《遍尋繆斯》(散文集)、《不圓的珍珠》(隨筆集)等;譯著《老婦還鄉(xiāng)》(迪倫馬特喜劇選)、《變形記》(卡夫卡短篇小說選)、《卡夫卡書信日記選》、《卡夫卡傳》(合譯)、《溺殤》等多部以及編著《論卡夫卡》、《卡夫卡全集》、《德語國家散文選》、《外國百篇經(jīng)典散文》、《世界名家隨筆金庫》、《現(xiàn)代主義文學研究》(合編)、《從顛覆到經(jīng)典——現(xiàn)代主義大師群像》(合編)等30余部。此外有相當數(shù)量的有關戲劇、建筑與藝術方面的評論文字。
奇書《洗冤集錄》 宋慈與傳統(tǒng)法醫(yī)學
“獄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檢驗。蓋死生出入之權輿,幽枉屈伸之機括,于是乎決。”此句翻譯成今文就是:獄訟案件中沒有比判處死刑更嚴重的了,判處死刑最看重的是搞清案件的真情,搞清案件的真情沒有比做好傷、病、尸體的檢查驗證更要緊的了。因為被告的生死存亡、出罪入罪的最初依據(jù)、蒙冤昭雪的關鍵,都由此而決定。在多年刑獄實踐中,宋慈已充分認識到檢驗在刑事犯罪偵查中的重要性,否則也不會在《洗冤集錄·序》第一句中就如是寫道。他強調對于死刑案件,應當?shù)谝粫r間(初情),第一現(xiàn)場(檢驗)。
證據(jù)的首要位置
南宋官府為探明案情真相,將證據(jù)擺在首要位置:“遇有死者,必根究其所以致死”;人命之案,須查獲兇器;兇手定罪,須查獲尸體;尸體檢驗,須查驗到致命傷,否則不易結案,便為疑案。“大辟之獄,自檢驗始。”在“慎刑”的指導思想下,以有無犯罪事實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jù)成為司法實踐中的準則,而犯罪事實又必須以充足的證據(jù)作為根據(jù),是所謂“旁求證左,或有偽也;直取證驗,斯為實也”。
宋慈在書中一再強調以查找證據(jù)為目的的檢驗勘查工作當慎之又慎,舉一例視之。由于致命傷的檢驗對加害人的定罪量刑關涉甚重,宋慈強調檢驗中定要仔細勘驗,“凡傷處多,只指定一痕系要害致命”;倘若是聚眾斗毆,“如死人身上有兩痕,皆可致命,此兩痕若是一人下手,則無害;若是兩人,則一人償命,一人不償命,須是兩痕內(nèi),斟酌得最重者為致命。”然而,如果兩個人同時刺殺、同時打擊,要定哪個對致命傷負主要責任,就比較困難了。想到這一層,宋慈的考慮才算是完備。
“牢獄用刑以求取口供”,中國傳統(tǒng)社會向來重視口供的采集。口供固然重要,但這種獲得口供的非法手段早就被世人唾棄,更何況“證以人或容偽焉”,宋慈認為須“多方體訪,務令參會歸一,切不可憑一二人口說,便以為信”,且“告狀者切不可信,須是詳細檢驗,務要從實”,這一方面是因為“證以物必得實焉”,另一方面是不能聽從一面之詞,以防其中有弊。
不輕信口供在當時律法中亦有體現(xiàn),即使罪犯招供,也要查出證據(jù);反之,即使罪犯不招供,在物證確鑿的情形下,亦可定罪判刑,一切須“據(jù)狀斷之”。
時間不可能穿越到過去,案情不可能“情景再現(xiàn)”,故所謂的“真相”并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還原,但是檢驗勘察,事關人命,必須將事后檢驗之事充分做到位,使之不斷接近百分之百的真實,還事實以真相。
良吏的重要性
如何將檢驗之事做得充分、到位呢?除認識到證據(jù)的重要性外,宋慈認為主要取決于為官者。“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這是當時統(tǒng)治階級一直堅守的執(zhí)政信念。他給今人的啟示是:相對于程序規(guī)則和證據(jù)規(guī)則而言,司法的組織規(guī)則更重要。法官不良,再好的程序和實體法有什么用呢?
法令是如何謹慎的呢?宋慈在書中提及諸多,此處挑選幾點言之。
其一,差文官。由于武官“更歷未深”,若再碰上“仵作之欺偽,吏胥之奸巧”,將會使案件變得模糊不清、撲朔迷離,從而難以查究。“如邊遠小縣”,實在缺文官,“復檢官權差識字武官”。
其二,事必躬親,不得專任吏胥。北宋時期太宗曾對宰相說:“頗聞臺中鞫獄,御史多不躬親,垂簾雍容,以自尊大。鞫按之任,委在胥吏,求無冤濫,豈可得也?”宋慈在《條令》中亦稱“不親臨視”者,當“以違制論”。事必躬親要求檢驗官必須仔細審察、判別、監(jiān)督,以防發(fā)生誤驗、漏驗之事及仵作、吏胥作弊等,而非僅僅在場遙遙相望,甚至“掩鼻而不屑”。“事必躬親”就是司法親歷性的古代版本。
其三,“諸驗復之類應差官者,差無親嫌干之人”,這規(guī)定了為官者的回避制度。“大獄訟者,所以平曲直,雪冤枉也。若有財者勝,無財者負,有援者伸,無援者屈,豪強得志,貧弱銜冤,豈國家之福耶?愚愿士大夫司聽斷者,持平如衡,事事至公如鑒,天下何患不太平?此句反映宋慈的穩(wěn)定思想,事事至公,則天下穩(wěn)定。
另外,律法規(guī)定官員三年一易,且不可在家鄉(xiāng)任職,這對于防止司法活動中親嫌、故舊、仇隙關系的干擾起到了很好的防范作用。
宋慈反復強調檢驗案件,事關人命,“當是任者,切以究之”!他在書中寫道,檢驗官在接到檢驗公文之后,為防止奸欺,切“不可接見在近官員、秀才、僧道”,因為這些官員、秀才、僧道等在地方上有一定勢力,上能通官府,下能聚集民眾,一旦參與顛倒案情之事,將對探明案情真相極為不利。
除了對尸、傷及現(xiàn)場進行認真仔細的勘驗,檢驗官要重視對現(xiàn)場周圍以及相關人員的調查和訪問,只有把各方因素綜合思量之后,方能獲取正確而有效的證據(jù),以使得自己的檢驗結果得到印證,探明案件真相。
要成為一個合格、出色的檢驗官,宋慈認為至少要有兩個絕招:一為尸、傷等檢驗的技術,二為綜合素質的考量。且后者更為要緊。
宋慈“博采近世所傳諸書”,“會兒粹之,厘而正之”,加上多年實踐經(jīng)驗,“增以己見”,終寫成《洗冤集錄》。他四任提點刑獄司,以身作則,慎重獄事,正如其所言,他真正做到了“獨于獄案,審之又審,不敢萌一毫慢易心”。宋慈提出了一個合格法官的普世標準———洗冤澤物?。顣岳颍?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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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孫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