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序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深藏既久，蓄勢待發。一朝被引，即成疾風。所向披靡，傾倒一方。

主持人開場語

上一期的光明講壇刊登了王岳川先生的演講，演講中提到，對今天不斷發展強盛的中國而言，大國文化戰略與國家文化軟實力提升，是一個必須正視和重視的重大文化戰略問題。伴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文化也要走出去。

從歷史上看，中國曾經創造出燦爛輝煌的文化，這些文化不僅對周邊國家影響深遠，而且還跨過千山萬水，傳播、影響到歐洲。下面，我們就請葉廷芳先生給我們講講18世紀歐洲文化思潮中的“中國風”。

文化是人類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產物，是人情和人性表現的載體。所以文化不管什么類型，產生自哪個民族或地域，因為有人性這個媒介，一經接觸，就會相互吸引，進而相互交流，相互影響，乃至相互交融。當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會很快交融，有的甚至還會發生摩擦，以至戰爭，例如宗教文化，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和17世紀歐洲的三十年戰爭都是。但大的趨勢是交融,而交流是它的過程。

一般來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會形成不同的文化。除此以外，生產力發展的先后，也會對文化產生明顯的影響。比如歐洲人自17世紀起就開始擺脫農耕文明，開始了工業文明。他們的文化遂轉型為“工業文化”，而我們直到現在，雖然生產方式已經工業化了，但文化形態基本上還保留著農耕文明的特點。因為一種新型文化形態的形成需要時間的沉淀。工業文化的背景是雄厚的物質力量和以“普濟眾生”為己任的基督教精神，所以這種文化的特點是陽剛文化，強力文化，它是進取性的，是岀擊型的。而我們的農耕文化是一種陰柔文化，它是封閉性的，是守成型的。

今天講的這個題目就跟西方這種“工業文化”的特點很有關系。因為是岀擊型的，所以它要輸出他們的文化，首先是他們的宗教文化，即基督教文化，這就必須派傳教士；因為是進取性的，求知欲很強，急于了解世界的事情，并且拿回自己想要的東西。最初的西方傳教士就起著這雙重作用：一方面向非基督教國家輸出教義，同時從對象國獲取信息和情報。這就形成了歐洲人對中國發生興趣的初潮。這股初潮的主要“弄潮兒”是歐洲的傳教士。這些傳教士都有雙重的素質：虔誠的布道士和執著的科學家、探險家。

初潮

直到元代，西方人才知道中國的真實存在。此后，傳教士們開始翻譯中國文化典籍

在元代以前，西方人對中國所知甚少。最初他們只知道有個產“絲”的地方，就把那地方叫“賽麗斯”，后來又叫“契丹”，再后是“奇那”。中國有史料說，羅馬人曾在6、7世紀派使團來過中國。但歐洲卻找不到這樣的證據。反正西方人直到忽必烈的騎兵橫掃歐洲大陸時，才知道中國的真實存在。13、14世紀之交馬可·波羅的歷險，反映了西方人對中國的興趣。但那是個別人的行為。官方行為約兩個半世紀后，即1583年才獲明代萬歷皇帝的準許。在這前后葡萄牙、法國、意大利等國都派出了傳教士來中國。其中最成功的是天主教大本營梵蒂岡派出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 attieo R icci，1552 -1610，圖）。

利瑪竇于1582年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他采取聰明的策略，首先融入中國的社會和生活，經過19年的苦心經營，上上下下結交了許多中國的士大夫（包括當時最大的學者徐光啟）甚至京都要員，終于在1601年見到了中國皇帝（萬歷皇帝朱翊鈞）。最后他死在中國，生前留下了《利瑪竇札記》。他的墓直到現在仍在北京。利瑪竇是個很有眼光的傳教士，他的工夫并沒有完全用在公關上，而用在對中國國情首先是對中國古代儒家經典的研究和翻譯上。1593年他已經將“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的主要部分用拉丁語翻譯了出來，呈送給梵蒂岡教皇。利瑪竇開了個好頭。不久他的繼任者金尼閣（比利時人）也把“五經”（《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翻譯成拉丁文，并在杭州刊印出來。這是中國古籍最早的西文譯本。

當然這兩個人的譯本還只是起個“拋磚引玉”的作用，它們本身還算不上完善的譯本。完善的譯本過了半個世紀才出現，那已經是清代的早期和中期了。清代早期的康熙皇帝和中期的乾隆皇帝都是比較開明的帝王。他們允許西方傳教士繼續來中國傳教（康熙于1692年宣布基督教對中國“有益無害”），而且還親自和他們交流。傳教士們便利用這個機會發奮地研究掌握中國的方方面面，他們仍把古代經典的翻譯當作要務之一。于是經過幾代傳教士的努力，這些儒家經典系列都有了完整的譯本，其中“四書”的完整拉丁文全譯者是比利時傳教士衛方濟（F ran ciscu s N oel，1651-1729）。他在前人的基礎上經過20余年的努力，于1711年在布拉格大學刊印了他的“四書”全譯本和介紹中國其他古代思想家的《中國哲學》一書。“五經”的拉丁文全譯本則是由好幾位傳教士如法國的白晉、劉應、馬若索和雷孝思等人完成的。到了乾隆時期，這些古籍又有了法文譯本，它們是由法國傳教士孫璋、宋君榮和錢德明等人完成的。此外他們還用法文寫了《孔子傳》和《孔子弟子傳略》等這樣一些著作在北京出版。這已經是18世紀下半葉的事了。

利瑪竇

高潮

高潮形成于17世紀下半葉至18世紀中葉。主要標志有下列幾個方面

中國學成熱門

這些西方傳教士為了達到更有效的傳教布道的目的，作了堅忍不拔的“知己知彼”的努力，對中國國情進行了可以說全方位的了解，不僅是典籍，對中國語言文字、歷史地理、天文數學、科學技術、醫學、農業、園林等等都進行了研究，著書立說，出版了不少具有開拓意義的著作，許多人因而成了了不起的學者。據記載，1682年，意大利傳教士柏應理回羅馬時，帶回的在華傳教士的著作達400多冊。同時他們也將大量中國的各種書籍帶回歐洲。如1794年法國傳教士白晉回國時，光贈送給法國路易十四國王的中國圖書就有300冊。法國另一名傳教士馬若索為法國皇家文庫收集了幾千卷中國圖書。在傳教士寫的著作中，語言文字方面的就有意大利人衛匡國的《中國文法》、西班牙華羅的《官話簡易讀法》、路易十四的顧問傅爾蒙的《中國文典》等；史地方面的如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1585，被譯成多種語言）、馮秉正的12卷本的《中國通史》（1783）、特別是A·基爾契的影響最大的《中國》；法國傳教士杜赫德包羅萬象的巨著《中華帝國志》很受啟蒙學者的歡迎。其他如哲學、天文學、醫學乃至武術方面的書籍亦不在少數。

哲學家唱出最高音

17、18世紀是歐洲近代哲學的高峰時期，德國是這個峰巔的所在地：康德、黑格爾、謝林等這些如雷貫耳的名字都在德國。而萊布尼茨是他們的先驅。

萊布尼茨（G ottfried W 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是文藝復興時的、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學者，他是德國最重要的自然科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狄德羅稱之為德國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此外他還是外交家和科學活動家，曾創辦了當時被看做世界四大科學院之一的柏林科學院，他甚至還應俄國彼得大帝的要求，幫助俄國建立了彼得堡科學院。歐洲人的進取精神在萊布尼茨身上表現得特別突出。你看他對遙遠而陌生的中國表現出巨大的興趣。他從21歲起就對中國進行孜孜不倦的研究，直到老死也沒有停止過。在這方面他比黑格爾更有眼光。黑格爾只拘泥于對中國人國民素質的批評，而萊布尼茨則著眼于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及其發展潛力和前途。他的《中國近事》一書相當全面地闡述了他對中國的態度。在他看來，中國與歐洲正好代表了世界的兩極。兩地相較，可以說各有長短，無分軒輊：歐洲人長于思考，而中國人善于觀察。他列舉了一系列歐洲人最引以自豪的幾個方面。這時他話鋒一轉，說：“然而有誰過去曾經想到，地球上還存在這么一個民族，它比我們這個自以為在所有方面都教養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養？自從我們認識中國人以后，便在他們身上發現了這一特點。如果說我們在手工藝技能上與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學方面略勝一籌的話，那么在實踐哲學方面，即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方面，我們實在是相形見絀了。”他認為，“人類最大的惡源自人類本身”，以至“人與人相互為狼”，這是最大的愚蠢。誰來匡正它呢？他認為唯有中國！因為“中國人較之其他的民族無疑是具有良好規范的民族”。他認為中國人尊敬長輩和老人；中國的等級觀念不像歐洲那么森嚴，比如農民與仆人之間平等相待，相敬如賓，完全可以與歐洲貴族的所有社交禮儀相媲美。“而達官顯貴之間的交談也溫文爾雅，從不侮辱對方，即使有憤怒之情，也不訴諸于辭色，而在家庭、鄰里之間都保持著這種禮儀，這跟歐洲大不一樣。”應該說，萊布尼茨在這里講的未必句句都中肯。但他提出一個重要的思想，即各個民族都有優缺點，匡正缺點的最好方法是互相學習，取長補短。這無疑是正確的，即使用我們現代的尺度來衡量，也是站得住的。因此他提出：“相隔遙遠的民族，相互之間應建立一種交流認識的新型關系”，“交流各自的才能，共同點燃我們智慧之光。”為此他給即將從羅馬回中國的意大利傳教士閔明我（M arie Philippe grim aldi,1639－1712）的兩封長信中，向他提出了30個有關中國的問題，請他詳細了解。這些問題大到天文地理、生產技術、醫藥衛生，小到養蠶方法、棉絮制作，直到推薦“幾種值得歐洲人借鑒的舒適的生活方式”。他相信通過這樣的借鑒，“我們的求知欲可以從中國人那里得到大大的激發。”

萊布尼茨把他對中國的態度傳給了他的弟子沃爾夫（Christian W olf,1679-1754），沃爾夫也成了中國迷，發表文章，四處演講。他因此而受到普魯士國王的“絞刑”威脅，從而丟了飯碗。他是德國重要的啟蒙學者之一。他把他的觀點又傳給他的學生康德。但康德這位18世紀德國最偉大的哲學家卻不像他的兩位前輩那樣一味贊美，而是有肯定亦有所否定。 

萊布尼茨                     

啟蒙運動中的“中國熱”

剛才提到的幾位哲學家都是德國的。現在來看看歐洲另一個大國——法國的態度。

興起于17世紀下半葉至18世紀上半葉的歐洲啟蒙運動是反對封建貴族的專制主義統治，張揚人文主義精神的思想解放運動。客觀上它為新興資產階級走上歷史舞臺作了必要而且有效的輿論準備，直接導致了1789年的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啟蒙運動席卷了歐洲所有主要國家，但他的中心在法國。法國的啟蒙運動以法國“百科全書派”為核心，包括狄德羅（百科全書發起者）、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霍爾巴哈、拉梅特里、愛爾維修、波維爾、魁奈等一批杰出思想家。他們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至今仍是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他們的關注點涉及各個領域。他們在思想領域的主要矛頭是基督教統治，提倡無神論哲學，主張自然神論。

大家知道，文藝復興掙脫了神的統治，確立了人的尊嚴。但是那時教會勢力仍很強大，人們是不敢公開提出反對基督教、否定上帝的口號的。所以馬克思說，人們只能“戰戰兢兢地請出古代的幽靈”，來為自己壯膽，也就是“借古喻今”的意思。現在啟蒙學者們敢于公開這樣做了。他們認為基督教用謊言蒙蔽了世人，掩蓋了世界的真實面貌，把基督教統治的世界美化成世界上最好的世界，最文明的歐洲，因而他們無情抨擊和嘲弄基督教神學的種種謊言，揭露歐洲的所謂文明。

百科全書學派們當時從傳教士那里深入了解中國的情況，發現中國恰恰是個屬于自然神論的國度，對中國很快產生“熱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推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他把中國視為人類社會最好的標本，說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國家。”（《哲學辭典》）他用中國的歷法駁斥《圣經》中的上帝創世說。因為《舊約》記載的創世年代是公元前3761年，而中國“整個民族的聚居與繁衍有50個世紀以上。”而且他認為人類文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無不從中國肇始，并且早就遙遙領先。于是他以鄙夷的口吻嘲弄那些以最高文明自詡的基督教徒：當中國已是泱泱大國，而且治理有方的時候，“我們還只是一小撮在阿爾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哩！”他稱贊中國的歷史記載“幾乎沒有絲毫的虛構和奇談怪論，絕無埃及人和希臘人那種自稱受到神的啟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國人的歷史一開始就寫得合乎理性。”（“理性”是啟蒙運動的一面旗幟）伏爾泰也高度稱贊中國天文學的成就和神奇，說“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們的史籍持續不斷地記下了日蝕和星球的交會。我們的天文學家驗證他們的計算后驚奇地發現，幾乎所有的記錄都真實可靠。”伏爾泰把孔子的儒家學說看做他心目中的自然神論，認為這種以遵循自然規律為原則的“理性宗教”足以取代盛行于西方的帶有迷信色彩的“神示宗教”。在伏爾泰看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啻是道德的最高準則，應當成為每個人的座右銘。

這里有一段插曲。伏爾泰曾經結識了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二世，一度成為好友，所以被這位大帝接到他的行宮——波茨坦“無憂宮”住了幾個月。在伏爾泰的影響下，腓特烈大帝對中國產生了濃厚興趣，于是在他的“逍遙園”里，在無憂宮旁邊蓋了一座“中國茶亭”，成為這個皇家園林里的醒目的一景。

百科全書學派的另一名主要成員霍爾巴哈（德國血統的法國學者，撰寫的百科全書條目達376條之多）也把中國的政治倫理視為治國良策，說：“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將政治與倫理道德相結合的國家。這個帝國的悠久歷史使一切統治者都明了，要使國家繁榮，必須仰賴道德。”因此他提出了“德治”的主張，并且號召：“歐洲政府必須以中國為模范。”狄德羅與上述兩位的思路是相近的，他視線里的儒教“只須以理性和真理，便可治國平天下。”以此他把孔子與古希臘的圣哲蘇格拉底相提并論，甚至認為荷馬與孔子相比不過是“糊涂蟲”。波維爾也把中國人的治國方略看做歐洲的方向，他指出：“如果中國的法律變為各國的法律，中國就可以為世界提供一個作為去向的美妙境界。”可見，法國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都以中國為理想的坐標去構想歐洲的未來。

此外中國的科舉制度也為百科全書學派們普遍叫好，認為鏟除了貴族的世襲制，每個人靠自己的本事，“學而優則仕”。（當然歐洲的貴族也可以憑本事取得，如以往的歌德和當代的英國建筑師N·福斯特。）

啟蒙思想家中有一支“重農學派”，又稱自然主宰學派。這個學派主張以“自然法則”和“自然秩序”替代上帝的神權（這實際上是以盧梭為代表的啟蒙學者“回歸自然”觀點的延伸。這在稍后德國浪漫派那里也得到反映，他們已經嗅到了工業化發展的弊端）。

歐洲的中國熱在經濟領域的表現，其高潮是18世紀60年代。他的創始人是法國的魁奈（Francois Q u e sn ay ，1 6 9 4 -1 7 7 4 ）。他于1 7 6 7年發表的《中國專制制度》一文,肯定了中國實行專制制度的合法性。此文使他獲得了“中國的孔子”的聲譽。他的《自然法則》一書強調“自然法則是人類立法的基礎和人類行為的最高準則”，而“所有的國家都忽視了這一點，只有中國是例外。”在他看來，自然秩序是人類理性的依據，而人類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權利的依據。他提倡以農為本，極為贊賞中國歷代君王重視農業的政策，認為只有發展農業才能增加財富，貶低貨幣和商業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魁奈死后，他的學生繼續鼓吹他的思想。

有一位重農學派的改革家叫杜爾戈（T urgot，1727-1781），一度當上法國財政大臣，一心想仿效中國，致力于發展農業的改革。那時他認識了兩個中國留學生高類思和楊德望，兩人正要回國，杜爾戈便挽留他們再待一年，以便讓他們熟悉重農學派的思想和理論，并且交給他們52個調查提綱，對中國的經濟、文化與歷史等進行廣泛的了解。這兩人回國后根據提綱了解的情況定期向法國國務大臣貝爾坦匯報。同時在中國的法國傳教士也根據重農學派的要求，收集豐富的資料寄回法國。在整個18世紀，中國的花木嫁接技術也傳到了歐洲，推動了歐洲的園林建設。

總之，中國漫長的農耕文明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經驗，對人類作出了寶貴的貢獻。

波茨坦逍遙園內的“中國茶亭”

文學、藝術激起的反響 

慕尼黑英式公園里的“中國木塔”                                     

當時西方的文學界對中國的反應要晚一拍，主要是因為，西方派到中國來的傳教士中，都是思想家和學者，卻沒有文學家和藝術家。所以盡管中國文學非常豐富，但信息傳遞不及時。直到18世紀中葉，即“中國風”的尾聲中，中國文學才開始遠征西方。而它的第一個引領者不是傳教士，也不是文學家，而是一位英國商人，名叫詹姆斯·魏金森。他在廣東生活多年，通過英語和葡萄牙語譯了一個四卷本的中國小說、戲劇、諺語和詩歌合集，包括《風月好逑傳》、《中國戲提要》、《中國諺語》以及《中國詩歌》，1719年這部合集由英國人湯姆士·帕塞刊印了出來。13年后，法國傳教士馬若瑟把元代紀君祥雜劇《趙氏孤兒》譯成法文，題為《中國悲劇趙氏孤兒》，翌年被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志》所收，很快就有了英、德、俄等譯本。但馬譯本沒有唱詞，所以1741年英國出了全譯本。

剛才講的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中，至少有一半都是文學家，如伏爾泰、狄德羅、孟德斯鳩、盧梭等。伏爾泰對《趙氏孤兒》贊美有加，1755年特地把它改編成《中國孤兒》在法國上演。這出元雜劇的故事在司馬遷的《史記》中有記載，它發生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晉國，是一則舍生取義、替友人救孤復仇除奸的故事。伏爾泰則從人文主義出發，把故事挪到成吉思汗的年代，用那些大善大德的事例感染成吉思汗，使他從熱衷于血腥征服的暴力迷狂中轉變為懂得體恤愛護民眾的君王。伏爾泰對于中國文學的西征作了前導。

幾年之后，即18世紀60年代，中國“十才子書”《風月好逑傳》除了英譯本外，很快有了法譯本和德譯本。但中國文學在德國大作家中首先引起反響的也是《趙氏孤兒》。德國著名詩人歌德認為這個劇“最深刻動人”。1781年歌德曾著手根據《趙氏孤兒》和《今古奇觀》改編一個劇本《艾爾彭諾》，可惜沒有完成。歌德最早提出“世界文學”的愿景，也是他最先在一部重要小說（《威廉·邁斯特的漫游年代》）中塑造了“世界公民”的形象。因此歌德把眼界朝向東方，朝向中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歌德對中國的了解不是通過傳教士，主要是通過文學作品。就像當年的中國人不了解外國人而一概視之為“蠻人”一樣，當歌德早年不了解中國的時候，對中國也是有誤解的。但當他先后讀到中國文學中諸如《好逑傳》、《玉嬌梨》、《花箋記》、《百美圖詠》、《今古奇觀》以及戲劇《趙氏孤兒》等作品的時候，很快改變了原來的成見，發現“中國人是一個和德國人非常相像的民族”，“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覺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只是在他們那里一切都比我們這里更純潔、更明朗也更合乎道德。在他們那里，一切都是容易理解的，平易近人的……因此和我寫的《赫爾曼與竇綠苔》以及英國理查孫寫的小說有很多類似之處”。盡管他知道，這些書“肯定不是”中國最好的小說。他相信“中國有千百部這樣的小說，他們開始創作的時候，我們的祖先還在樹林里生活呢。”歌德還把中國詩人與法國詩人貝朗瑞作了對比，指出“中國詩人那樣徹底遵守道德，而現代法國第一流詩人卻正相反，這不是極可注意的嗎？”于是他認為，“正是這種在一切方面保持嚴格的節制，使得中國維持數千年之久，而且還會長期存在下去。”出于對中國人的這種好感，歌德晚年還根據某些中國詩歌的主題，寫了一個小詩集，提名為《中德四季晨昏雜詠》，共14首詩。

歌德的偉大盟友席勒也是對中國很感興趣的德國作家之一。1794年他從一位德國譯者即穆爾那里得到一本《好逑傳》的德譯本，愛不釋手，因嫌譯得不好，很想把它改寫一番，而且已經和一家出版社簽了約，打算最晚在1806年完成。可惜1805年他就去世了，留下遺憾。年輕時，1782年席勒曾把意大利戈茨的歌劇《杜蘭朵》改編成話劇，有人猜測，是不是因為劇中有“中國公主”的緣故呢？

中國藝術對西方的征服比古代經典要晚，但比文學要早，在18世紀上半葉即引起反響。主要是法國、意大利和英國。法國有兩位代表這個時代歐洲畫風的畫家對中國藝術情有獨鐘，一位是瓦托（Je an -A n to in e W atte au ，1 6 8 4 - 1721），另一位是博歇（Francois Boucher，1703-1770）。兩人都是歐洲羅珂珂風格的主要代表，前者比后者更有名。他們都傾向于淡雅、柔美的審美情趣，而中國的水墨畫，尤其是山水畫比起歐洲的油畫確實要清淡得多。有人評價瓦托“深得中國六法”。據說他的一幅最具中國畫韻致的《孤島帆陰》藏于盧浮宮，我查了一下英文版的《盧浮宮藏畫集》，可惜沒有。他和博歇是師生輩，所以常常是瓦托給博歇出一些有關中國的題意，讓博歇來畫。可是這在他們的主要作品中都沒有體現出來。只是在一些裝飾性的作品中才能看到，如沙發和座椅的靠背、壁毯、陶瓷制品和屏風等。還有就是某些速寫小品。當時英國有一批水彩畫家也受過中國畫的影響，如柯仁和他的學生特涅等。

中國藝術對西方藝術發生的影響具有深遠意義的是園林藝術。中國園林那種飛檐翹角的亭榭、高聳的層塔，富有妙趣的石橋、假山、鐘樓以及蜿蜒的小徑等都使他們贊賞不已。他們還專門給“蜿蜒小徑”創造了一個新的名詞，叫“蛇形曲線”。當年席勒就很欣賞這種蛇形曲線。歐洲不少國家都利用中國造園藝術的這些特征作為部分元素納入他們一些重要的園林設計中。如18世紀德國薩克森公國的統治者就曾在德累斯頓附近的易北河畔蓋了一座皮爾尼茨宮，其中的“水宮”就是按中國建筑的風格建造的。德國卡塞爾一位以往的伯爵威廉·索赫還在一條叫“吳江”的小溪旁建了個“木蘭村”，連擠牛奶的黑人都穿中國服裝，儼然是個江南園林。至于波茨坦的茶亭和慕尼黑的木塔就更是代表作了。難怪18世紀中葉的英國皇家建筑師威廉·錢伯斯，即《中國建筑、家具、衣飾、器物圖案》一書的作者，在他的經典性著作《東方園藝》（1772）一書中這樣贊美中國園林藝術：“中國人設計的園林藝術實在是無與倫比的。歐洲人在藝術方面無法與東方的燦爛成就相媲美，只能像對太陽那樣盡量吸收它的光輝而已。”這位年輕時曾在廣東生活過、后來還再度去那里考察過的資深建筑師在書中強調：“中國庭園以自然為模范，主張一切美來自自然，模仿自然中的無秩序。”因此他主張“我們的庭園通常只與原野相似，完全近乎自然的摹寫。”最能體現他的藝術主張的是他自己設計的、位于倫敦郊區的“丘園”，園中還建了一座高高的中國塔。這種審美趣味顯然造成了一種社會風尚，像英國作家愛迪生、詩人蒲伯等都造了中國式花園。而且還有理論著作做支撐，如哈弗潘尼的《中國趣味的田園建筑》（1750）。這樣，歐洲的公園就形成了兩種模式：英式公園和法式公園。前者遵循曲線造型，小橋流水，樹木參天，富有浪漫主義的田園風味和野趣；后者按照幾何造型，整齊有序，人工雕琢痕跡較重。領頭反對“規矩花園”的英國曲線美學的倡導者肯特有一句名言：“大自然不喜歡直線！”英國人的這一觀點顯然也影響了法國，所以后來法國也出現了“中英式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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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孫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