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中國的很多傳統民居，如同走進一種血緣關系的示意圖。東西兩廂，前后三進，父子兄弟各得其所，分列有序，脈絡分明，氣氛肅然，一對姑嫂或兩個妯娌，其各自地位以及交往姿態，也在這格局里暗暗預設。在這里的一張八仙大桌前端坐，目光從中堂向四周徐徐延展，咳嗽一聲，回聲四應，余音繞梁，一種家族情感和孝悌倫理油然而生。

中國文化就是在這樣的民居里活了數千年。這些宅院繁殖出更龐大的村落：高家莊、李家村、王家寨等等，一住就是十幾代或幾十代人。即便偶爾有雜姓移入，外來人一旦落戶也熱土難離，于是香火不斷子孫滿堂的景觀也尋常可見。生活在這里的人們，秉承明確的血緣定位，保持上下左右的親緣網絡，叔、伯、姑、嬸、舅、姨、侄、甥等稱謂不勝其煩，常令西方人一頭霧水。英文里的親戚稱謂要少得多，于是嫂子和小姨都是“法律上的姐妹(sister in low)”，姐夫和小叔都是“法律上的兄弟(brother in low)”，如此等等。似乎很多親戚已人影模糊，其身份有賴法律確認，有一點法律至上和“N親不認”的勁頭。

農耕定居才有家族體制的完整和延續。“父母在，不遠游”；即便游了，也有“游子悲鄉”的傷感情懷，有“落葉歸根”的回遷沖動，顯示出祖居地的強大磁吸效用，人生之路總是指向家園——這個農耕文明的特有價值重心。海南省的儋州人曾說，他們先輩的遠游極限是家鄉山頭在地平線消失之處，一旦看不見那個山尖尖，就得止步或返回。相比較而言，游牧民族是“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居，習慣于浪跡天涯，“家園”概念要寬泛和模糊得多。一個純粹的游牧人，常常是母親懷他在一個地方，生他在另一個地方，撫育他在更遙遠的地方，他能把哪里視為家園？一條草原小路通向地平線的盡頭，一曲牧歌在藍天白云間飄散，他能在什么地方回到家族的懷抱？

定居者的世界，通常是相對窄小的世界。兩畝土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親戚的墻垣或者鄰家的屋檐，還有一片森林或一道山梁，常常擋住了他們的目光。因此他們是多慮近而少慮遠的，或者說是近事重于遠事的。

親情治近，理法治遠，親情重于理法就是他們自然的文化選擇。有一個人曾經對孔子說，他家鄉有個正直的人，發現父親偷了羊就去告發。孔子對此不以為然，說我們家鄉的人有另一種正直，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正直就表現在這里面。這是《論語》里的一則故事，以證“法不滅親”之理。

《孟子》里也有一個故事，更凸現古人對人際距離的敏感。孟子說，如果同屋人相互斗毆，你應該去制止，即便弄得披頭散發衣冠不整也可在所不惜；如果是街坊鄰居在門外斗毆，你同樣披頭散發衣冠不整地去干預，那就是個糊涂人。關上門戶，其實也就夠了。在這里，近則舍身干預，遠則閉門回避，對待同一事態可有兩種反應。孟子的生存經驗無非是：同情心標尺可隨關系遠近而悄悄變易，“情不及外”是之謂也。

孔子和孟子后來都成了政治家和社會理論家，其實是不能不慮遠的，不能不憂國憂天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循著這一思維軌道，他們以“國”為“家”的放大，以“忠”為“孝”的延伸，由近及遠，由親及疏，由里及外，編織出儒家的政治和倫理。但無論他們如何規劃天下，上述兩則故事仍泄露出中國式理法體系的親情之源和親情之核，留下了農耕定居社會的文化胎記。中國人常說“合情合理”，“情”字在先，就是這個道理。（韓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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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孫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