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記載孟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是對孟子思想的記錄，也是對孔子思想的繼承、完善和發展。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稱“四書”，兩千多年來，對我國乃至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和社會心理產生著深刻的影響。

《孟子》一書雖然重在談論為官行政之道，但從心理學的角度發掘之，其包含的心理和諧思想豐富而深刻。

《孟子·告子上》第十二節（以下只注篇名和節次）有這樣一段描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可見，兩千多年前的孟子就對人們只重視生理上的健康，忽視心理（或心性）上的和諧提出了批評，認為這是不知輕重，這在當時難能可貴。

對“浩然之氣”的論述和追求是《孟子》的心理和諧思想的一大特色。這一思想對于今人培養和諧心理頗有借鑒價值。公孫丑詢問孟子的長處是什么？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上》二）可見，孟子將懂得辨析言辭和養浩然之氣作為自己的突出優點而津津樂道。那么，什么是浩然之氣？如何培養之？孟子的解釋頗耐人尋味：

“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閑。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公孫丑上》二）

這段話既形象又深刻。筆者以為可以從四個方面來解讀：

第一，浩然之氣是一種“心氣”，是多種優秀心理品質的綜合。因為任何單純一種心理品質是構不成“氣”的。然而這種“氣”究竟是什么，孟子本人也說不清楚，實事上也很難說清楚，因為人的“心氣”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系統。只能說它強大、剛健、合乎義和道，是充滿正義、仁義的正氣和大氣。應該說，孟子在兩千多年前所極力推崇的這種浩然之氣對于今天仍不失其價值。

第二，浩然之氣的根基是義和道，要靠義和道來培養，缺乏義和道就會疲弱。今天，義和道屬于“德”的范疇，對其的培養屬于德育的內容；浩然之氣作為一種“心氣”，是心理和諧的綜合體現，而對其培養，屬于心理健康教育（以下簡稱心育）的內容。因此，兩千多年前的孟子或許沒有意識到，他關于浩然之氣和義道關系的論述，與今人要解決的“德”和“心”、“德育”和“心育”的關系問題不謀而合。用今天的話來解釋孟子的觀點，即心理品質要靠品德做基礎，靠品德來護養。因此人品是第一位的，良好的心理品質必須和良好的人品相結合，才有所謂的浩然之氣，否則，二者的脫離，特別是離開良好人品的所謂良好的心理品質絕不是孟子所追求的浩然之氣。

第三，浩然之氣的養成要靠平時不斷的日積月累，決非一日之功，更不能拔苗助長。孟子認為，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只有堅持不懈地“集義”，即堅持正義，而不是偶然地堅持正義，才會有凜然的“浩然之氣”。可見浩然之氣的養成決非易事，決非想當然地欲取之則得之，而是貴在堅持。

第四，浩然之氣要靠內心修養，不是從外而入；其養成是習慣成自然，不是故意裝出來的。這里強調的是浩然之氣的養成主要在于主觀努力，沒有主觀上的努力，任何外在的力量都無濟于事。這個觀點也警示我們，任何德育或心育要想真正取得實效，必須觸及受教育者的靈魂。受教育者只有在內心深處不斷地修養，才能形成浩然之氣的思維習慣和行為習慣。

通讀《孟子》，孟子的浩然之氣迎面撲來，對今人培養和諧之心理頗有價值，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孟子的浩然之氣表現在他一向主張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要有自信之豪氣。在《公孫丑下》有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余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這種建立在自知之明基礎上的自信是心理和諧的支柱。

孟子的浩然之氣表現在他對“志士”、“勇士”“大丈夫”的描述上。認為志士要有“不忘在溝壑（有志之士不怕棄尸溝壑）”、勇士要有“不忘喪其元（勇士不怕丟掉腦袋）”的心理品質（《滕文公下》一）。至于大丈夫標準就更高了，要做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二）意思是說，只有住在“仁”這個天下最寬大的住宅里，站在“禮”這個天下最正確的位置上，走在“義”這個天下最正大的道路上，得志時跟老百姓一起遵循這條道路前進，不得志時便獨自照這個行事，厚祿高官不能亂我的心，家貧位卑不能變我的行徑，威力相逼不能挫我的志，這樣的人才稱得上大丈夫。可見，孟子所說的大丈夫是集仁禮義于一身，經得起艱難困苦和各種誘惑考驗的人。

孟子的浩然之氣表現在能夠辯證地看到這樣的磨難對人的心理成長的作用。他的一段時常被人引用的經典論述深刻闡明了這個相反相成的道理：“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征于色，發于聲，而后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告子下》十五）。意思是說，天打算把重任落實到某個人身上時，一定會先使他的心意苦惱，使他的筋骨勞累，使他的所作所為都受到干擾而不能如意，用這種方式去觸動他的心靈，堅韌他的性格，增強他的才能；人經常犯錯誤，然后才能改正；心中困苦，思慮阻塞然后才能有所奮發。顯露在臉色上，表達在聲音中，然后才能被人了解。一個國家，內沒有守法的大臣和輔佐的賢士，外沒有敵對國家的憂患，往往容易亡國。由此可知，憂患使人生存，安逸享樂會致人死亡。

孟子對求之而不得的東西也給予樂觀的解釋：“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盡心上》三）這樣的觀點盡管有點宿命論之嫌，但對因挫折而導致心理不和諧的人頗有慰藉作用。孟子甚至認為人的德行、智慧、技藝知識、通達事理等所有這些在現代心理學看來標志一個人心理成熟度的東西，也離不開災難的磨礪，即“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盡心上》十八）

孟子的浩然之氣還表現在他善于從平凡的事情中發掘快樂的資源并主張分享。他的著名的“君子三樂說”可以佐證：“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盡心上》二十）孟子認為與人分享快樂才是真正的快樂。這是孟子勸梁惠王要與民同樂時表現出來的可貴思想。請看下面孟子和梁惠王的一問一答：問“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答曰：“不若與人。”問：“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梁惠王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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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孫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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