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喜歡用“薪火相傳”來比喻師生間借傳授/學習，使得某種學問或技藝代代相傳。這當然是個美好的愿望，但不見得一定能做到。君不見，世人常有“學術斷檔”或“青黃不接”之類的感嘆。吊詭之處在于，一方面，任何“大師”都是獨一無二，完全復制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某一專業領域的“學問”，又確實可以通過教學而得以延續，某種程度上甚至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因此，需要關注的，不是“薪火”能否“相傳”，而是傳什么，怎么傳。聘請盡可能多的好教授、設置完善的學科體系、開設豐富多彩的課程、建立詳盡的規章制度等，這些屬于大學的人事部、教學部、研究部、研究生院管，不必我輩操心。我關心的是，體制之外的“教授”，以及學問之外的“心情”。而這，對于正在努力“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北大等中國著名大學來說，并非可有可無。

目前中國的大學制度，對于退休教授很不公平。我在北大中文系的內部會議上多次提及，隨著各種獎勵制度的建立，在崗老師的收入越來越高，機會也越來越多；而這種“實惠”，沒有推及已經退休的教授。對于退休教授來說，身體強壯且創造力旺盛的時候，國家實行低薪制，普遍積蓄無多；如今到站下班，即便精力充沛，也無法像日本教授那樣，到私立大學去“發揮余熱”。著名教授沒問題，或閉門著述，或四處演講，依舊風光八面。但這不是普遍現象。國內很多大學的退休教授，尤其是人文學者，真的是“未盡其才”。

作為制度設計，不可能面面俱到；尤其是大轉型時代，只能“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新人有新人的苦惱，老人有老人的困惑，誰都不容易。作為一個小小的系主任，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采取某種變通的方式，對那些為中國教育及學術作出貢獻的退休教授，表達尊崇與敬意。誰都知道，各著名大學中文系的學術名聲，很大程度是上一代、甚至上幾代人共同創造的，我們作為受惠者，應該有感恩之心。

我在國外參加過好幾次著名教授的退休典禮，很莊重，也很溫馨，同事及師生都很投入，熱淚盈眶。也想在北大中文系推廣，但行不通。退休教授們生活在燕園，依舊參與院系的各種活動，一旦舉行典禮，當事人有“出局”的感覺。另外，中國人比較含蓄，有深情但不太愿意當面表露。外國人不一樣，到了那個場合，毫不吝惜贊美之詞，而且說得很得體。你可以說這只是一種“禮儀”，不如增加退休金或贈送禮品“實惠”。其實，儀式感很重要，每年的畢業典禮，能讓老學生們記憶一輩子。在適當的時候，采用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表達后輩們對一個畢生從事教學研究、而今逐漸淡出舞臺的學者的敬意，我認為是應該的。

借祝壽之機，弟子出面組織，為先生出文集，辦聚會，這當然很好。但作為教學研究單位，也有責任不失時機地表達我們的心意。而且，此類活動，不僅僅是為了先生，更是為了后學。正是基于這一理念，去年起，北大中文系嘗試設立一專門向做出突出貢獻的退休教授“致意”的講座，聽眾以本科生為主。先后請本校的謝冕、蔣紹虞、孫欽善、陸儉明、孫玉石等教授，以及南京大學的周勛初教授，為大學生漫談“學問與人生”，效果極佳。為了更好地表達我們對前輩學者的敬意，我向中坤集團董事長黃怒波提出經費申請，加上學校的配比基金，現在可以從容運作了。以樂黛云教授的這次講座為起點，我們正式打出“魯迅人文講座”的旗號：每年邀請若干位大陸及臺港澳的學者，到北大來走走，接受我們的致意與請教。

在《“講座”為何是“胡適”》中，我提及“在大學里設立高規格的學術講座，既對講者表示敬意，也給聽眾一番驚喜”，那是真心話。所謂“薪火相傳”，傳的不僅是“學問”，更是志向、人格、趣味與精神。在學期間，能聽到大學者的精彩演說，甚至參與座談，那是很幸運的事。對于在校生來說，在崗教師的課容易選修；至于本校或外校的退休教授，則有賴于此類講座，方能一睹風采。林庚先生最后一次登臺，師友們都稱“驚艷絕倫”，我因事未能參加，后悔不迭。有些精彩的人與事，如驚鴻一瞥，你稍不留意，就再也沒有機會見識了。

“薪火”必須“相傳”，傳具體的專業知識，也傳對于學問的執著與熱情，以及那些“壓在紙背的心情”。百年系慶之際，北大中文系設立兩個高端講座，分別以曾任教于此的魯迅、胡適命名。前者是單一演講，每年六七講或八九講，邀請對象是大陸及臺港澳的退休教授；后者是系列講座，每年一次，邀請的是國外著名學者。希望兩個講座比翼齊飛，體現我們的學術理想及人文情懷。(本文為“魯迅人文講座”開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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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孫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