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8日，首屆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論壇年會在深圳華僑城洲際酒店舉行。本次年會有超過80位海內外演講嘉賓、超過400位嘉賓已經注冊參會 、本年度最大規模、最高規格的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盛會。

　　以下根據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在首屆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論壇的主題演講整理：

　　講話開始用這張舊新聞圖片，是想說明，我今天站在這個講臺上，并非心血來潮，更不是所謂趕時髦。這張圖片的介紹是：

　　1999年8月22日清晨5時33分，當太陽升起的時候，在象征中國古代信息傳遞手段的八達嶺長城烽火臺，“第二屆中國互聯網絡大賽”啟動。一名希望工程受助少年按動鼠標在互聯網上成功采集火種，大賽組委會主任、中國青基會秘書長徐永光將火種傳遞到大賽網站。

　　在這屆主題為“互聯網與中國的未來”的大賽上，舉行了包括“中國電子商務大賽”在內的10場賽事，評出了包括新浪、搜狐、網易和阿里巴巴在內的10大類100家優秀網站。

　　在推動中國互聯網普及中，我發現了互聯網“便捷性、選擇性、透明性”對現代公益的價值，還發現了互聯網企業用公益手段做商業的秘密。在一次與張朝陽對話中，我說： 你們拿了風險投資，卻給用戶提供免費的服務。在我眼里，你們就像一家公益機構。

　　互聯網經濟遵循信息產品共享性的規則，用公益的手段做商業，有了今天的輝煌，它已經改變了世界；現在，我和大家一樣，又發現了社會企業的秘密—它遵循解決社會問題有效性與可持續性的規則，用商業的手段做公益，一定也將創造未來的奇跡，讓社會變得更美好。免費的商業+收費的公益，這是一種顛覆式的社會創新，給我們帶來了無限的想象空間和創新可能性。

　　今天的中國，正迎來新一輪改革創新的浪潮。

　　以信息科技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把人類帶進了一個協同共享的新經濟時代。中國在移動互聯網、電子商務、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技術應用和市場開發方面，實現了后發優勢；在代表工業4.0的物聯網、3D打印技術，人工智能開發領域，正處于世界前沿水平。

　　中國政府體制改革與創新也不落后，特別是在簡政放權方面。據報道，為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去年一年內，政府就下放和取消了160多項涉及創新創業的行政事項，幾乎每兩天就為小微企業松一次綁。看來，咱們中小企業身上的繩索實在太多了，而政府每兩天就放下身段為中小企業松一次綁，很辛苦也很難得。

　　相比之下，中國慈善界改革創新非常落伍。在4000多家基金會中，60%還沒有網站，恍若隔世；許多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機構還在固守體制堡壘、繼續做著慈善資源壟斷夢。因此，我們今天的大會，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這是一個由公益界率先發動，政、社、產、學、研跨界協同的社會創新大會，也是一個尋求中國公益變革，追趕世界社會創新潮流的標志性事件。

　　中國既是一個人口大國、經濟大國，也是一個面臨諸多社會問題、環境問題的問題大國，社會企業是為著有效、可持續解決社會問題而生的，天降大任于斯。

　　在我們開會的當下，中國社會企業發展已經到達爆發臨界點。

　　綜合有關研究報告，到2020年，中國養老產業市場規模將達8萬億，是當前市場供給量4500億的18倍；醫療健康產業規模也是8萬億(與養老有部分交叉)；民辦教育，包括民辦大中小學、學前教育、遠程教育和各類教育培訓市場規模在3萬億左右；環保產業產值將超過5萬億。還有家庭服務業、有機農業、殘疾人就業市場等，都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未來5年，二、三十萬億的社會投資市場規模的形成，既是基于市場需求大而有效供給嚴重不足的強大刺激；也是基于國家面臨經濟下行壓力，政府需要通過鼓勵創新型社會投資，實現調結構，穩增長，保證新常態健康運行。

　　綜上條件，中國社會企業和社會投資將出現四大發展模式與趨勢：

　　一、民非+公司的雙輪驅動模式

　　我國在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有20多萬家民非，他們是潛在的社會企業。囿于民非的非營利性質，投資人無財產權、無投資回報、無融資資格、不能設立分支機構和實際上不予免稅的假私濟公“五不”政策，對這些領域的社會投資產生了嚴重抑制。中央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2014年以來，為了推動民非轉型，為社會投資開閘，10部委連續下發了10多個文件，令人目不暇接。最大突破是為“民非+公司”開方便之門。民辦教育機構可以任選民非或公司體制；民非養老機構舉辦者可以同時以公司或私人身份，對民非進行固定資產租賃和資金借貸，“行業管理部門和登記管理機關應當對其關聯交易進行披露并進行必要監管”〔2015〕33號。

　　上述領域，以民非的非營利體制尋求公益捐款投入，可能幾十億都來不了；而民非+公司，吸引投資可能在數萬億計。浙江綠康老年醫院是一家專門為失能失智老人服務的機構，去年引進風險投資，實現民非+公司的轉制。轉制后服務規模和質量雙雙大幅提升，到2016年將在浙江建成綠康醫院25所，未來還要上市。

　　二、政府+民間的公私合作模式

　　政府與民間合作，英文簡稱PPP。PPP 本質上是一種政府采購形式。去年5月，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會議上提出加快簡政放權，建立“惠而不費“的公共服務發展新機制。去年11月，國務院又發出《鼓勵社會投資的指導意見》。據財政部估算，今年地方政府公布的PPP項目總投資約2萬億。除了市政等基礎設施建設部分外，大量涉及教育、醫療、養老、體育、文化、農業、環境、社區服務等領域。

　　上海NPI系的“屋里廂”是一家給政府社區公共設施提供外包服務的機構，是PPP模式的典范。2015年，他們在長三角地區托管政府公共服務設施面積達30000多平米，營業收入3200多萬。他們正考慮引進社會投資，以民非+公司的模式把服務規模做大，以適應政府巨大的需求。全國有6923個城市街道，7萬多個城市社區，農村的數量更大。單從社會服務PPP這一項來看，這是多么大的市場，多么大的商機！

　　三、公益基金+私人資本的多元投資模式

　　歐美國家的社會投資資金主要來自基金會、私人投資和政府補貼。

　　美國家族基金會的資金投向，以往只有資助和投資兩個方向，現在已經發展為資助、貸款、社會企業投資和一般投資四個方向。斯坦福大學基金會已決定把影響力投資作為250億美元資產投資的重要選擇。

　　英國首相卡麥倫推動銀行用“僵尸“賬戶資產6億英鎊設立的“大社會資本”，成了英國投資社會企業的重要撬動杠桿。

　　洛克菲勒基金會與與摩根大通銀行聯合發布的影響力投資報告，預測2010年到2020年，全球在住宅、水資源、醫療衛生、教育、普惠金融投資金額將達到4000億到1兆美元，利潤將達到1830億到6670億美金。從中國的發展趨勢看，上述預測是非常保守的。

　　洛克菲勒基金會正在開發一個投資工具，設計讓基金會的投資作為社企投資的前端，確保社企的社會目標，并承擔比較大的投資風險；市場風險投資在后端跟進，以此吸引更大規模的風險資本進入社會投資領域。

　　中國社會投資需求量巨大。很顯然，基金會的捐款投入數量非常有限；而中國基金會和慈善會有2000億存量資產，把慈善資產的保值增值與社會投資相結合，將形成規模可觀的公益基金投資。同樣，最大的投資有賴私人資本市場。

　　四、公平+效率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

　　無論是“民非+公司的雙輪驅動模式”、“政府+民間的公私合作模式”、“公益基金+加私人資本的多元投資模式”，還是“互聯網共享性+公益有效性的顛覆式創新模式”，都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當今時代，公益與商業，非營利與營利，社會組織與商業組織，已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不是那樣涇渭分明、更不是水火不容了。今天我們說：互聯網就是最大的公益！有誰還會罵公私不分嗎？這不禁讓我們回溯“義利并重”的中國商業文明傳統。宋代浙東學派陳亮主張“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永嘉學派葉適認為“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善為國者，務實而不務虛，擇福而不擇禍”。這些道理，不僅對我們做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有用，對于摒棄當今慈善文化中盛行的道德綁架、道德審判、道德自慰、惟我獨尊和不重效率的不良風氣，更是一針見血。

　　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從本質上講，就是一種滲透著社會主義理想的、主張公平+效率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

　　當然，我們不免要追問一句：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能成為社會企業發展的樂土嗎？

　　事實上，中國社會企業的發展規模與貢獻，和印度、孟加拉、肯尼亞等貧窮國家相比，差距很大；和歐美國家相比，在投資規模與創新方面，更是無法望其項背。

　　我們需要少點空談，多點行動。正如畢節留守兒童自殺事件發生后，我看到一位參加大會的“返鄉創客”在群里說：“中國這幾十年盲目追求城市化！掏空農村！遺留了太多太多的社會問題！我們也沒有那么多能力能全部去解決！我們目前能做到的是返鄉創業！開辟新天地，給農民子女一個希望！”她全部用了“！”。我們從中看到了這一代青年創業者的責任感、決心與勇氣。他們何嘗不是我們天使社會投資的對象？中國每年有1000多億慈善捐款，有2000多億存量慈善資金，還有更加巨大的民間資本。如果把一部分資金投入支持青年返鄉創業，“讓爸爸回家”，讓鄉村再現生機，難道不比那種隔靴搔癢的留守兒童關愛活動更有力量嗎？

　　我的發言，就此打住吧。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