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紅墻深處》，作者：權延赤，出版社：人民日報出版社

　　韓桂馨，一名普通的勞動婦女。手背上露著青筋，目光善良柔和，身上彌漫著恬靜純樸的神氣。我們很熟，她講話總是那么從容樸實、顯出“過來人”的寬容。

　　1947年9月30日，我17歲，轉為中共正式黨員。幾天后。傅連璋同志找我談了一次話。

　　“韓桂馨同志，李若要調走了，你去接她的班，到主席身邊工作，你愿意去嗎？”

　　“愿意。”我很激動，感覺到組織上的信任。

　　“那好，主席現在住神泉堡。陜北形勢好轉，江青同志已經來到河東接李訥，你隨她一起去吧。孩子到了上學年紀，上不了學，你不是高小畢業嗎？要幫助她識字讀書。”傅連璋同志說著，拿筆寫了幾張紙，把注意事項全部寫清，還特意關照說：“江青是主席的生活秘書，管你們這一攤。遇事多向她請示，搞好關系。”

　　后來我得知，傅連璋所言“這一攤”其實只有衛士組三名衛士加上我這名阿姨。江青在延安以及轉戰陜北期間，沒干什么大事，只是負責毛澤東的生活起居。她自己對此不滿，有牢騷。政治局常委先后幾次提議給她較重要的職務和工作，毛澤東都行使主席的否決權加以否決。直到1956年，毛澤東才同意江青擔任較重要的工作，與陳伯達、胡喬木、葉子龍、田家英一樣，成為中共中央直接任命的五大秘書之一，主要是幫助中共中央主席收集整理國際新聞。

　　記得那是1947年10月3日，我在山西臨縣三角鎮雙塔村第一次見到江青。那時她還不叫“四人幫”，她只是毛澤東的夫人。

　　走進院子，我便聽到一個稚嫩的童音在唱戲，是京劇“打漁殺家”中蕭桂英的唱段。到窗口望望，只見一個臉蛋圓圓的小姑娘，頭上包一塊花頭巾，腰間系一根麻繩子，手里抓一根木棍作船舵，邊舞邊唱。她前邊立一位頭上盤髻的女人，擊掌作拍，不時指點示范。孩子發現了我，停住嘴不再唱。于是，我喊了聲“報告”。

　　這就是我第一次見到江青和李訥，并且知道了江青會唱戲。

　　那時，江青還年輕，對我態度也和藹。問過我的簡況，便拍著依偎膝前的李訥說：“小韓阿姨，我就這么一個寶貝女兒，真像拖了塊豆腐似的。前段形勢緊，整天行軍打仗，只好送后方來。現在形勢好些了，主席也想女兒，我接她回去。她愛鬧扁桃腺炎、愛發燒。阿姨，你要多愛惜著點。”我說：“您放心吧，我會盡最大努力的。”

　　李訥從小過動蕩的艱苦生活，而且一直生活在革命隊伍的集體環境中，所以不認生，很快便和我熟悉了，親熱了。江青顯然很滿意，解開當作枕頭的包袱，送我幾件衣物，有夾克航空裝、列寧裝，褲子和一雙紅皮鞋。我不肯要，她不依，一定要我收下，并且讓我試穿。我從未穿過這種衣服，穿上后就像換了一個人。江青得意地圍繞我轉著，上下打量：“很合身么！這些衣服我平時都舍不得穿，我要送給你，一定要送給你。李訥也交給你，我相信你會帶好她。”

　　于是，我不好再拒絕了。同時，我心里有一種說不清的模糊感覺，似乎惶惑：以江青這樣身份的人，辦事怎么也帶了某種社會上常見的習氣？但那時，我主要還是從正面理解，看作是她對我的關心，對我表示的熱情。

　　“來吧，現在讓我給你理理頭發。”江青將一塊毛巾圍在我脖子上，用剪刀替我理發，一邊給我解釋什么樣的頭型理什么樣的頭發好。講著講著就講到了上海，講到城里姑娘的打扮，講到舞臺和電影演員的現代生活。于是，我又知道了她曾是上海有名的女演員。對于我這個17歲的農村姑娘來說，她講的一切我都感到那么神秘、新鮮。特別是當她把鏡子拿我面前問：“怎么樣，是不是漂亮多了？完全成一個城里姑娘了。”我朝鏡子里瞟一眼，臉立刻紅了。

    我承認，她確實會打扮。盡管她有些愛顯示，喜歡表現自己。進城前，一些女同志還是愿意叫她梳剪頭發的，她有時也替警衛人員理發，她自己當然更突出些。她皮膚白皙、頭發又濃又黑，梳成兩條大辮子，然后盤成一個髻。喜歡穿藍旗袍或列寧裝，有時也穿軍裝，剪裁很合適。軍帽稍稍仰起在腦后，走路舉止都露著當過女演員的痕跡。接觸多了，我發現她爭強好勝，不放過任何表現自己的機會。去河西，她一路講述轉戰陜北的故事，繪聲繪色，滔滔不絕。她說：“在延安，女同志很多，那時環境安定么。后來都撤退了，只剩我自己。危險了么，天天行軍打仗，毛主席不過黃河，我也決不過黃河。現在形勢好轉了，緩和了，女同志又漸漸多了。那時可是危險的呀，三支隊一百多人，屁股后面天天牽著胡宗南的軍隊，有時牽四五個旅，有時十幾個旅。我是不怕的……”